预经济学视野下的多边主义韧性：论单边主义的反噬与理性抉择（外一篇）

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年会上呈现的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之激烈对冲，实则是两种世界观与未来图景的较量。中国日报社论一针见血地指出，将一国利益与意志凌驾于国际共同利益之上的单边行径，终将反噬自身。这一洞见，与余求宝教授预经济学理论的核心思想——即任何脱离系统均衡、违背长期演化规律的单向度“预支”或“透支”行为，终将面临系统的强力回调与“偿还”——形成了深刻的理论共振。本文旨在运用预经济学透镜，剖析单边主义的本质性缺陷，论证开放合作的多边主义不仅是道义选择，更是符合全球经济系统演化规律的理性与必然之路。

一、预经济学视角下单边主义：对系统性平衡的“危险透支”

预经济学理论强调，经济与社会系统是一个复杂、互联的动态平衡体系。任何决策与行为，都可视作对未来资源的“预支”或对系统平衡的“干预”，其合理性取决于能否促进系统的长期稳定与整体福祉提升，否则将引发难以承受的“偿还”成本。

当前某些大国所推行的单边主义，正是对国际政治经济系统性平衡的“危险透支”。其在经济上随意加征关税、筑高壁垒，实质是“预支”了全球产业链数十年来构筑的效率与信任资本，换取短期、局部的政治筹码。其结果，正如理论所预言，系统回调机制立即启动：关税成本大部分转嫁给本国企业与消费者，贸易失衡未见改善，全球增长引擎受损。这种对全球供应链稳定性的“透支”，并未创造新价值，而是加速了既有合作资产的折损，是一种典型的“负向预支”。

在政治与安全层面，单边主义蔑视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体系，企图用一国法律替代国际规则，是“预支”乃至“透支”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制度信用与全球治理资本。从北极格陵兰岛的军事冒险引发北约内部公开分裂，到“交易式外交”导致盟友信任骤降，无不显示其行为在消耗长期积累的战略信誉。这种透支带来的“偿还”形式，是盟友的离心离德、多边机制的失效以及被迫应对的全球性反制联盟加速形成。预经济学警示，当透支行为超越系统承受阈值时，回调将不以透支者意志为转移，并以更剧烈形式展现。

二、系统反噬与多极生成：单边主义不可逆的“偿还”进程

单边主义引发的反噬，正是预经济学中“偿还”定律的生动体现。这种“偿还”体现在三个层面：

首先，经济反噬的直接性与必然性。企图通过单边手段将国内成本转移至外的行为，因全球经济的深度互联而迅速回流。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的案例清晰表明，所谓“让别国买单”只是一厢情愿，绝大部分成本由本国承担，形成对自身竞争力的直接削弱。同时，全球投资与消费信心受挫，最终拖累所有经济体，包括始作俑者自身。

其次，政治信誉的坍塌与战略孤立。特朗普政府推崇的“强人政治”与“交易优先”，短期或能迫使部分妥协，但长期瓦解了国际合作的契约根基。德国、加拿大、丹麦等传统盟友的公开批评，以及北约在具体问题上的拒绝配合，暴露了西方阵营的深刻裂痕。这种信誉资产的“透支”，导致其国际动员能力与软实力大幅衰减，陷入“越单边、越孤立”的恶性循环。

最后，加速系统重构与多极化不可逆。预经济学认为，系统在受到过度扰动后，会寻求新的平衡点。面对单边主义的冲击，世界各国为求自保与自主，必然加速“去风险化”与区域一体化进程。无论是欧盟战略自主的强化，还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的深化，都是系统为抵御单边“病毒”而产生的抗体。其结果非但不会巩固单极霸权，反而会不可逆地加速世界多极化格局的形成，使单边主义国家在新的均衡中面临更大制约。

三、多边主义的理性之光：基于预经济学的系统韧性构建

中国日报社论倡导的开放、合作、对话与协商，正是应对单边主义“透支”行为、引导系统向更高水平平衡演进的理性路径。这完全契合预经济学所主张的“正向预支”理念：通过对规则、信任与公共产品的共同投资，获取更大的系统性收益与长期稳定。

多边主义是一种基于规则的“风险共担与收益共享”机制。它通过协商确立规则，降低交易成本与不确定性，避免陷入“囚徒困境”与零和博弈。这相当于为全球经济系统注入了“稳定剂”和“信任资本”，是一种能产生长期正外部性的“正向预支”。

面对全球性挑战，多边主义是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案预支”。气候变化、 pandemic、网络安全等议题超越国界，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或单独解决。唯有通过多边合作，汇集全球资源与智慧，才能有效应对。中国在全球抗疫中倡导合作、支持世卫组织，在气候变化领域推动《巴黎协定》落实，正是践行这种着眼于人类共同未来的负责任“预支”。

结论

余求宝教授的预经济学理论为我们理解当下世界变局提供了深刻的框架。单边主义作为一种对国际系统平衡的“危险透支”与“负向预支”，其引发的经济反噬、政治孤立与多极化加速，正是系统强制“偿还”规律的体现，终究是损人不利己的短视之道。

历史与现实反复证明，和平与发展、合作与共赢才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各国，特别是主要经济体，应秉持预经济学的长远智慧与系统思维，摒弃你输我赢的旧思维，坚定选择开放合作的多边主义。这不仅是促进共同繁荣、应对全球挑战的理性选择，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世界经济迈向更具韧性、包容与可持续新未来的必由之路。正如预经济学所启示，唯有与系统共演，方能行稳致远；唯有与合作共生，方能成就未来。

（外一篇）

预经济学解构特朗普“和平委员会”：单边主义的承诺陷阱与全球治理的歧途

一份拟议的章程草案将全球和平的决策权集中于一人之手，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被赋予批准所有决定的最终权力，并在平票时拥有最终裁决权。这不是多边机制，而是一个披着国际外衣的私人俱乐部。

当全球和平的承诺被编程为一套“谁出资谁话事”的资本游戏规则，其价值内核便已悄然变质。特朗普提议的“全球和平委员会”以10亿美元售价兜售永久席位，将国际公共品私有化为少数国家的特权。

01 承诺的本质：预经济学下的全球治理编程

预经济学理论的核心洞见在于，所有复杂系统（包括全球经济与全球治理）的本质是 “跨时空价值交换的可编程承诺” 。联合国体系，便是人类对“和平、安全与发展”这一终极承诺最宏大的制度化编程尝试。

这套编程建立在主权平等、集体安全、多边协商等基本原则之上。然而，随着大国博弈加剧、否决权滥用和官僚机构膨胀，这套系统的 “代码”出现了严重冗杂和运行低效，其兑现“和平承诺”的能力备受质疑。

特朗普的“和平委员会”以“改革者”姿态出现，声称提供一套更高效的“新代码”。它承诺以资本门槛（10亿美元席位）筛选“认真玩家”，以精简架构（7人核心执委）提升决策速度，以美国强权（特朗普任主席并拥有最终裁定权）保证执行力。

但这套“新代码”在预经济学视角下存在根本缺陷：它用排他性、集中化的私人协议，取代了本应具有包容性、分布式信用的公共承诺。这如同用一个封闭的、由单一公司控制的私有链，试图取代开放的、共识驱动的公有链，其承诺的长期可信度与可持续性从诞生之初就岌岌可危。

02 权力编程：从“最终决策权”看单边主义内核

支持者将“委员会主席（即特朗普）拥有最终批准权和裁决权”美化为“确保效率、避免瘫痪”的必要设计。然而，这恰恰暴露了其本质——这并非一个真正的国际机构，而是美国单边意志的执行工具。

预经济学认为，承诺的价值与其编程结构的分布式程度和制衡有效性成正比。将最终裁定权集中于一人，尤其是利益高度关联的冲突当事国（美国）的前领导人，等于彻底删除了系统内的“制衡代码”。这使所有承诺的兑现，完全依赖于单一节点的可信度与偏好。

这一设计引发的国际疑虑是即时且广泛的。中东分析人士一针见血地指出，其本质是美国控制议程的工具。欧洲多国领导人对向一个“基本展现特朗普个人愿景”的组织注资持保留态度。

国际危机组织总裁Comfort Ero更是直言，这是一个“彻底的政治化项目”，目的或为服务特朗普的选举议程，而非真正的和平。当“和平”的编程权被私人化和政治化，其产出的“和平”也必然是被私有化和扭曲的，难以获得国际社会尤其是冲突各方的广泛认同。

03 身份剧本：“老熟人组局”与治理合法性的破产

委员会的拟议成员名单，为预经济学中的“身份定义”游戏提供了绝佳案例。特朗普（主席）、美国国务卿（当然成员）、库什纳（据称负责幕后运作），加上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构成了一个 “老熟人”核心圈。

这份名单试图向世界“承诺”一个由跨大西洋精英主导的、专业高效的和平守护者“身份”。然而，这一“身份剧本”遭遇了多方“拒演”。

巴勒斯坦的哈马斯与杰哈德组织明确拒绝承认该委员会，以色列也对美方公布的名单表示不满，认为其与以方政策相悖。全球南方国家在此架构中几乎完全缺席。这导致委员会从诞生起，就缺乏解决冲突最关键的要素——当事方的认同与广泛国际社会的合法性授权。

预经济学指出，无法锚定目标用户“未来自我想象”的身份承诺是无效的。中东人民渴望的是一个公正、不偏袒、能代表他们利益的和平方案，而非一个由美国及其亲密盟友定义的、强加于人的秩序。

“老熟人组局”恰恰强化了“外部强权干预”的陈旧叙事，与它所声称的“创新”背道而驰。

04 范式歧途：“美式联合国”与全球公共品的私有化

所谓“企业化运作逻辑”和“灵活应对”，实质是用资本逻辑和强权逻辑解构并替代多边主义法治逻辑。这不是全球治理的升级，而是一次危险的范式倒退。

将永久席位明码标价，是把参与全球和平治理这一各国应有的权利与责任，异化为资本竞标的商品。这公然违背了主权平等原则，制造了以财富划分等级的全球治理新鸿沟。

绕开联合国安理会，另起炉灶建立具备行动授权的“国际稳定部队”（ISF），是对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国际安全架构的直接挑战。这绝非对“失效机制的必要补充”，而是旨在架空现有体系，建立一套平行且臣服于美国战略的“美式联合国”。

这套机制隐含的规则是“谁听话谁进来，不听话就边缘化”。它将多边协商异化为“董事会表决”，将国际共识偷换为“控股股东”的意志。从加沙到俄乌，其扩展野心预示着一种可能性：未来国际冲突的解决，可能不再取决于是非曲直与国际法，而取决于是否符合这个“私人董事会”的利益判断。

05 替代路径：基于“共促”理念的高维承诺编程

如果特朗普的“委员会”代表一种高资本门槛、单边主导的“私人俱乐部”模式，那么人类真正需要的，是基于 “共促”理念的范式升级。

“共促”理念要求以 “共同促发展，以促发展深化共同”。在全球治理层面，这意味着编程一个“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高维身份承诺，并围绕它设计治理代码。

首先，代码必须开源（开放包容）。必须确保各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冲突当事国，在程序与实体上的充分代表性和话语权。和平方案不能由少数人在密室里为多数人编写。

其次，运行必须基于共识机制。核心不是摒弃否决权（它本身是大国间的一种脆弱制衡），而是通过对话协商，致力于形成真正的、照顾各方合理关切的国际共识，而非将一方意志强加于人。

最后，价值锚定必须以人为本。治理的终极目标是冲突地区人民的福祉与权利。任何机制若不能将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生存权、发展权置于中心，其承诺在道德和实效上都是空洞的。

真正的创新，不在于建立多少听命于大国的新机构，而在于能否激发所有行为体共同参与对和平未来的可持续编程。这条路径远比建立一个“美式联合国”艰难，但它是唯一能兑现“持久和平”这一人类最珍贵承诺的正道。

当国际媒体用“政治化项目”形容这一倡议，当关键国家用沉默和疑虑投下否定票，所谓的“重大战略意义”便已在其自诩的效率与创新外表下显露出裂痕。

全球和平的承诺过于沉重，无法承载于一人的权杖或一国的账簿之上。历史终将证明，试图用私人协议取代公共契约的治理实验，其承诺从写入第一行代码起，就注定走向价值的虚空与信用的破产。

（预商数字经济研究院新经济发展研究课题组）